随县人民法院

近日，一起因刑事判决导致支付国家赔偿金40940.76元的案件，引起随县法院深刻反思。通过对上诉后被二审宣告无罪案件的全面梳理和研讨，该院发现一审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“四怕”问题，即着力强化“审委会、协调会、庭前会、听证会”的功能，努力变“四怕”为“四突破”，提高案件质量，严防冤假错案，维护司法公正。

存在的“四怕”是：怕“定性不准”而“顺水推舟”。对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认识不高，理解不透。对犯罪情形的性质认定和法条的理解存在分歧，尤其是在共同犯罪中是否划分主从犯及共犯的作用、地位，对事实认定中“是否明知、是否共谋”等情节把握不准、认定不清时，确定宣告无罪的底气不足，担心宣告无罪后放纵犯罪，并被检察院抗诉，进而“顺水推舟”，选择退而求其次地作出有罪判决。怕“责任追究”而“降格处理”。由于对批捕率、起诉率、有罪判决率考核项目仍未取消，迫于内部考核等方面的压力，侦查、公诉机关对法院宣告无罪反应强烈。即使宣告无罪，公诉机关仍会认为已经达到定罪标准行使抗诉权，可能提高案件的发回重审率。较多存疑无罪的案件，宣判前被告人已被羁押，判决有罪免处，通常被理解为“降格处理”，既能减少侦查、公诉的抵触情绪，避免国家赔偿，又能减少案件被抗诉和发回的责任追究。怕“证据瑕疵”而“迁就下判”。公、检、法三机关应当“分工负责、互相配合、互相制约”。但法院的制约权在实践中体现不够，突出表现在部分证据因取证程序瑕疵需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、关键证据不足导致事实不清需要补充审查时，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和非法证据排除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，很多证据在补充侦查失去时机。法院在审查这些证据时，往往顾及情面，放低标准，让瑕疵证据勉强过关，迁就下判。怕“缠访闹访”而“将错就错”。对寻衅滋事、职务犯罪、民刑交织等案件，在违纪与犯罪、治安处罚还是刑罚、民事纠纷还是刑事追责之间，认识和理解上存在分歧时，或者对被告人宣告无罪可能会导致被害人家属不理解、上访闹访频发，尤其是与职务有关的犯罪受到媒体关注、社会影响大、地方政府希望靠重刑来保一方平安时，通常担忧宣判无罪可能会遭到社会各方面的责难，进而予以轻判或免处。

“四突破”是：强化审委会功能，突破定性不准的障碍。审委会定期开展错案评析，分类定责，分析问题，总结经验，充分发挥引导和纠错功能。以装备数字化系统为契机，规范审委会议事规则，全程录音录像，扭转审委会讨论是变相集体不负责的错误观念，督促委员们深思熟虑，审慎发言，强化审委会对合议庭负责的意识。以推行“我讲一课”活动、当庭宣判和主审法官负责制为平台，审委会成员不定期参与庭审观摩，倒逼主审法官苦练内功强素质，精益求精抓审判，突破思想障碍，变怕定性为定准性。强化协调会议功能，突破责任追究的障碍。邀请政法委、人大代表等人员参加，定期召开公、检、法三机关案件协调会，不针对个案，就案件审理、侦查中发现的类案共性问题沟通交流，尤其是对职务犯罪类、盗伐林木类、诈骗罪等案件中定罪认识和分歧进行研讨，对取证、证据采用、强制措施、询问、庭审等环节中出现的常见问题提出建议，推动“分工合作、互相监督、相互制约”的良性循环，分清责任，避免错误，减少追究，突破责任追究的障碍。强化庭前会议功能，突破证据瑕疵的障碍。突出庭前会议非法瑕疵证据排除、交换意见、总结焦点的功能，促使被告人及时提出申请，调取在侦查、审查起诉期间侦查、公诉机关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，为非法证据排除、瑕疵证据认定提供充足准备时间，突破证据瑕疵的障碍，确保案件定罪量刑证据确凿充分。强化听证会功能，突破缠访闹访的障碍。对重大、疑难、争议较大案件的审判，组织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律师、媒体代表旁听观审，并以适当方式听取他们对案件处理的意见。注重司法全过程的公开，主动推进审理进度，及时公布案件真相，让人民群众理性地去衡量和评判。召集被告人、受害人亲属、律师、基层组织代表等就信访案件公开听证，让他们了解案件办理流程经过，由承办法官阐述案件判决理由，并就信访人提出的问题答疑解惑。在缓解当事人误解、消除疑虑的同时，尽可能将信访风险降到最低，力争收到多方共赢的社会效果。